毒品抑或药物基于社区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行动(3) - 中国海洋药物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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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抑或药物基于社区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行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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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患关系研究

医患关系(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解释模型包括：哈佛大学帕森斯(Talcott Parson)的“病人角色”，认为疾病就是越轨并建立起对医学的功能分析；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标签理论”，认为越轨是社会群体创造出来的，理解越轨的关键变量是社会大众；戈夫曼的“污名理论”，认为如果病人或残疾人的病患如他们的外表、气味或行为令其他人不快，他们就可能被污名化。托马斯·萨兹(Thomas Szasz)和马克·霍兰德(Marc Hollender)的互动的理论模型，认为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医患互动的决定因素，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医患互动可被归入三个可能模型：“主动-被动”、“指导-合作”以及“双向参与”。国内研究主要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下，通过区域性的案例考察分析医患关系遇到的问题。房莉杰在考察了中部地区乡村社会农村医患关系中村民对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医生两种信任逻辑后，提出“中国农村医患关系的影响因素兼具了传统性、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多重影响，未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传统性因素融合进未来的社会制度中，使其发挥积极作用”[9]。苏春艳以网络空间上“未知病毒感染者”传播事件为分析对象，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中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被赋予了更多变量因素，患者的病痛叙述与医生叙事需要对话合作*苏春艳：《病痛的重量:一项对“未知病毒感染者”的人类学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第86-91页)，苏春艳：《当“患者”成为“行动者” :新媒体时代的医患互动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1期，第48-63页)。。学人对医患关系中国内医患信任状况研究进行了全面检讨，归纳为“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著。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10]。

(三)戒毒和美沙酮维持治疗行动的社会文化视角

戒毒治疗行动伴随吸毒顽疾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美国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对此开展了先驱和开拓式的研究。“围绕毒品形成的街头文化，以及美沙酮维持治疗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兴趣。人类学研究表明，吸毒行为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它甚至是社会网络建构、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11]“疾病与健康的毒品人类学大致采取批判医学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视角，强调疾病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所以，注重深度理解社会与生物的联结，深刻剖析有关文化、行为、环境、社会结构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12]一些学人通过综述类论文[13]对美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戒毒行动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回顾，重点分析了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戒毒治疗中的应用和影响；吸毒、戒毒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情况等。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Alfred R. Lindesmith)详细阐述鸦片类物质成瘾理论，认为鸦片类物质成瘾是基于个人心理和动机状态的巨大转变所造成的[14]。耶鲁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史教授戴维·马斯托(David F. Musto)在其大作《美国禁毒史》(The American Disease:Origins of Narcotic Control)[15]中对美国上百年的麻醉品使用、管制、治理进行了系统梳理，阐释了美国麻醉品治理的经验教训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如何影响治理的效果。康涅狄格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莫瑞·辛格(Merrill Singer)关于对静脉吸毒人群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16]，对开展针对性的戒毒行动和理解吸毒人群亚文化有重要启示。青年研究者墨菲(Jennifer Murphy)的新著[17]在2016年第6期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受到推介[18]，其运用医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理论在毒品法院和戒毒诊所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关于成瘾的观点充满了混淆和模糊，还发现毒品法院和戒毒诊所的合作是有经济利益的一种体制安排，还分析了成瘾标签论对于成瘾者生活和戒毒过程中的影响，通过分析和调查回应成瘾是疾病还是越轨的研究主题。

国内戒毒行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成果丰富，其特点是注重实证研究，关注吸毒人群的背景与吸毒经历，深入分析解释产生吸毒成瘾的社会文化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戒毒干预建议。如：将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社会转型大背景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毒品亚文化的转向[19]；在破解吸毒人员高复吸率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围绕吸毒者的各种关系冲突产生吸毒者的被排斥感和合成毒品带来的被接纳感[20]；在彝族聚居地区地方性知识结构组织依然有强大影响力，借此结构组织开展禁毒防艾取得实在成效[21]；通过对中国青少年吸毒经历的调查，发现“朋友圈”在青少年初次接触毒品和复吸毒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分析了“朋友圈”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22]；在云南昆明远郊呈贡的戴托普戒毒社区开展人类学调查，描述戴托普社区表象的各个方面，进而提出社区中刻意建构出来的规则或文化有着隐秘深刻的意涵[23]。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药物》网址: http://www.zghyywzzs.cn/qikandaodu/2021/0313/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