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玫瑰轮沉船溢油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的回(2) - 中国海洋药物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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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金玫瑰轮沉船溢油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的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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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溢油对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的索赔分析

环境容量是指在不造成海洋环境不可承受的影响的前提下，海洋环境所能容纳某物质的能力[2]。环境容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是一种有价资源。海域水环境容量的价值取决于自然、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但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及科技条件下，其大小与海域水环境容量资源的资源量成正比[6]。海洋环境容量大小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海域环境本身具备的条件，如海域空间的大小、位置、潮流、自净能力等自然条件以及生物的种群特征、污染物的理化特性等，客观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带的海域对污染物有不同的净化能力。二是人们对特定海域环境功能的规定，如确定某一区域的环境质量应该达到何种标准等。污染物自身的理化性质不同，从污染水体被去除的难易程度不同，其环境容量也有很大的差异。此外，由于不同的污染物对海洋生物的毒性作用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允许存在于海水中的量不同，环境容量也随之变化。不同于氮、磷等污染物，石油污染会产生大量难降解的高毒性成分，对海洋生物产生长期的毒害作用，海域可容纳石油类污染物的能力相对较小。因此，对于石油类物质入海应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

“金玫瑰”轮沉船溢油事故发生后，大量船舶燃料油入海，烟台海事局虽然开展了清污作业，但仍增加了海域石油类的入海量，使海水石油类浓度从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到超出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损害依然存在，并降低了事故海域可容纳石油类物质剩余容量，造成环境容量的损失。为维持溢油前的石油类浓度水平，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控制沿海及入海流域的石油类总量排放，必将加大治理石油类污染的财政负担。因此，需要对“金玫瑰”轮沉船溢油事故所占用的环境容量损失进行评估与索赔。青岛海事法院在韩国“金玫瑰”轮沉船溢油事故中支持了原告申请的环境容量损失赔偿，与天津海事法院一审支持的“塔斯曼海”轮海洋环境容量损失一致[1]。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对科学技术认知能力的提高，海洋环境容量作为一种有价资源已被作为溢油生态损害评估的重要内容[7-9]，如在2011年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中，于谨凯等[10]通过建立溢油事故对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的评估模型，估算出该事故对渤海海洋环境容量造成的损失为86.59亿元。

2.3 关于溢油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的索赔分析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海洋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益，其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2]。海洋生态系统的自然价值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是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海洋生态系统可为人类提供食品供给、原材料供给、基因资源、气候调节、空气质量调节、水质净化调节、有害生物与疾病的生物调节与控制、干扰调节、精神文化服务、知识扩展服务、旅游娱乐服务、初级生产、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及提供生境15项服务[11]。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为海水、沉积物、生物及岸滩，在正常状态下，海洋生物种群组成丰富、群落稳定，生物与环境处在动态平衡中。当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受到溢油污染后，海洋生态系统必定发生变化，当污染比较严重时，其生态损害后果也将变得显著，在采取生态修复措施之前，这种损害仍在持续。溢油对海洋生态造成的直接损失即是从受损时间开始到采取措施恢复至背景值间的损失。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人类对科学技术认知水平的提高，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已被作为溢油海洋生态损害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12-15]，并被作为国家标准《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第2部分：海洋溢油》（GB/T .2—2017）[16]海洋生态价值损害计算的重要内容。韩国“金玫瑰”轮沉船溢油事故造成海水环境受到污染，不可避免地造成沉船周边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因此，需要对“金玫瑰”轮溢油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进行评估。在2002年发生的天津“塔斯曼海”轮原油泄漏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中，由于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不同，且尚未有相应的损害计算标准出台，天津海事法院第一审司法判决中未能支持原告天津市海洋局关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的诉讼请求[1]。与天津“塔斯曼海”轮原油泄漏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的一审判决不同，青岛海事法院的司法判决结果表明，溢油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可当作直接经济损失，即从受损时间开始到采取措施恢复至原来海洋生态系统基本要素期间的损失，并得到相应的等额赔偿，彰显了《中华人民共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关于海洋生态破坏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司法理念，同时也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上认可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HY/T 095—2007）中所确定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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