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话语的建构及其影像文本的阐释(6)

病毒·瘟疫·生命政治

在瘟疫探讨中，必然关系到瘟疫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社群来说必然涉及到生命政治问题。《黑死病》(2010)讲述的是1348年黑死病鼠疫蔓延欧洲，欧洲处在黑暗时代。笃信基督教的骑士奥立克带领手下和年轻僧侣奥斯曼去探寻一个无人感染鼠疫的村庄。在基督教信徒眼里，鼠疫是上帝对世人惩罚的方式，没有瘟疫，也就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地方意味着魔鬼的存在，那么，这个无鼠疫的村子必定隐藏着魔鬼，对于发生黑死病的14世纪来说，作为寻找对象的现世的魔鬼就是那些巫术之士，村庄的女巫无疑成为他们的抓捕对象。实际上，这个村庄之所以没有发生鼠疫在于一河之隔的地理位置，与此同时也暗示了，村庄的与世隔绝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政治力量介入村庄，才使得村庄保持原有的活力与生命。笃信基督的奥立克隐藏了自身的鼠疫病体，这正符合了基督信徒的瘟疫逻辑，用被上帝释放的瘟疫所感染的自身去杀无瘟疫的魔鬼村庄。显然，这里已经涉及到中世纪的生命政治问题，这里的生命政治受制于宗教专制。巴尼与谢克在探讨瘟疫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瘟疫学者对历史与当下的生命政治与瘟疫关系梳理时，必须考虑到那些以宗教神学来政治性回应疫情的现象。当然，他们所说的是关于现代瘟疫与文化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说到14世纪的生命政治问题，但他们认为的生命政治是一种世俗的或者世俗化的操作，并且提到，翰密勒对德雷顿诗作的研究中就发现了诗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政治神学的社区版本；郝普莱的分析也阐明了早期对瘟疫处理方法的变迁实际上是由穆斯林法律程序所塑造的，而穆斯林法律本就旨在把神学释经与群体政治配方进行捆绑，这些例子在巴尼与谢克看来，表明了神学与世俗力量在早期历史中的生命政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应当对它们在早期历史的生命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重新评估。《黑死病》以公路电影方式展现14世纪的瘟疫空间，从大空间(瘟疫空间)慢慢转到小空间——村庄(无疫空间)上，在呈现宗教统治、瘟疫施虐、猎巫行动情境下的群体众生相之际展示了人类精神上的病毒，正如女巫所说：“因为人们需要奇迹，他们相信创造奇迹的人，无论这人是谁。”当基督骑士问村人为什么要跟从女巫，村人说：“她美而真实。”这里，奇迹与真实形成悖论，但两者同时成了人类的引领者。瘟疫对14世纪来说就是奇迹，当世界无时无刻充满死亡威胁，瘟疫成为人们见证上帝释放魔鬼的奇迹，与此同时，相应地滋生新的魔鬼/瘟疫/病毒比如宗教压迫与猎巫运动，那么美与真实则代表了生命与生存，是对神学生命政治的一种抗争方式。

在基尔曼梳理瘟疫与生命政治关系时，发现在应对突发疫情时，当管理生命的最高权力被微生物的主权力量所接管之时，不同寻常的政府措施只会起到暴露政治主权的边界。与此同时，他指出当代学术界在生命政治研究中的一些盲点，比如，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中的身体思想以及它的合法地位离不开人类政治性的社区相比来说，行为学生命政治则呈现了在生态系统中，连接流行性与地方动物性疾病的病原体能自由跨越各个边界。而在当代赛博主体论中，尽管把生命自身放在首位，但学术界倾向对身体进行去物质化，在涉及到更强大的政治引力方面，强调的是主体在传染病的生命权力(biopower)前的脆弱性。即使福柯在探讨身体时，只是把身体作为一个烙印事件的表面，是承载历史的身体[12]，是一种由各种零碎话语支撑权力部署的政治技术体[13]。在基尔曼看来，福柯的身体观对身体进行了去生物性，把其看作是一个书写的表面或者是一种透明体，把身体作为一种话语产物。[5]基尔曼同时举例罗贝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观来进一步指出当下生命政治对瘟疫的盲点, 罗贝托·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是对生物与政治合并的一个术语，是填补了生物与政治之间语义空白的一种概念，埃斯波西托认为纳粹的自我毁灭政治就是针对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这就是跟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样。对此，正如基尔曼所论，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论中尽管用了接种比喻来解释社群如何免疫于政治瓦解，然而，这种术语运用并没有考虑到免疫首先是建立在有机身体与群体之中，然后才是针对疫情的医学与政治的反应。总之，生命政治在针对瘟疫方面，基尔曼提出生命政治力量必须要考虑到微生物的逆向力量，不然，这种免疫将会被剥夺其生物意义，被外推为一种纯粹的政治主权的概念特色。[5]后继者们之所以忽略了生命政治中的传染病问题，按照基尔曼考察下来，比如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的这些学者中，对他们来说，生命政治理论更多专注在纳粹主义中，生命政治蜕变成死亡政治，即使埃斯波西托、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凯斯·埃瑟勒·皮尔森(Keith Ansell Pearson)在希特勒政治所引起的致命感染中寻求生命希望的生命政治之可能性，然而这些学者的思想把流行性疾病中所受到的危险以及生命本身的可能性放到最低级别，也就是说，在基尔曼看来，这些学者忽略了对人类生命自身以及对疾病采取措施方面的研究，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类似奥斯维辛事件成为人类一大疾病灾难，人类自瘟疫时期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对流行病的防疫与治疗研究。在详细列举了历史上的防疫措施中，基尔曼实际上认为这种瘟疫生命政治是福柯与当下许多学者所忽视的，即使学者们意识到历史上这些防疫措施的具体操作过程，但更愿意把这些操作过程归到一种政治化话语中。因此，基尔曼重新思考主权与跟瘟疫主体权力相关的生命权力,认为生命权力与主权之间的关系是促使人们去思考瘟疫生命政治的构成，这个过程必定以重新界定身体作为支柱为开始，这就意味着重新思考zoe与bios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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