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话语的建构及其影像文本的阐释(2)

以《病毒抗体》为例，与以往的病毒电影不同，病毒在这里不再单纯作为卑贱来理解，而是成为资本、关系、图腾、恋物癖等的语义符号。病毒在影片叙事中已成为名人崇拜的资本操作方式，人们去诊所注射上自己心仪的来自明星身上的病毒，以这种病毒感染方式来意指自身与名人之间的身体上的连结，那么，从一个身体到另一身体，从一个细胞到另一个细胞，在同一名人粉丝群中，无疑，这个享有同一名人病毒的群体构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群体，同时又构成一个以此名人偶像为代表的某种文化群体，这里，病毒不再是个体经验而是一种社群经验，这里的社群不再是传统上的社群概念，比如共同的物质(明星身上的病毒)替代了本尼迪克·安德森中的想象社群(an imaginary community)。人们自愿选择感染从而通过生成他者而进入一个社群，而且，在体验明星病毒与自身身体融合过程中获得某种超验与快感经验。影片对主角赛德感受病毒过程的静物式镜头刻画，以及对感染后的身体进行专门性特写的极简主义静物美学，已经使得病毒一方面以身体为媒介转换成可视化实体，另一方面，其影像的静物美学走向古典式的抽象性，使得带有人物特写神情的病毒身体具有献祭与超验的神圣感，这就使得影片中病毒的卑贱美学具有了卑贱与神圣之双重悖论并存。由此，病毒从外在走向内在，从个体主动消费选择注射病毒到共享同一种明星病毒，这里个体群体界限被打破，病毒的内在性也在于打破个体与群体的界限，个体身份与社群合二为一，这里的个体与群体的主体性建构无疑与传统上的主体性身份不再相同，这是关于个人崇拜、消费与神圣三位一体的另类身份建构，这里也延伸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在纯然的消费社会中，人的自我主体与个人身份不再具有传统形而上学上的主体性意义，而只是单纯的一个消费实体，所谓的自我主体与个人身份是由消费实体延伸出来的一种类似鲍德里亚所说的虚拟式的主体与身份。

鲍德里亚在论述《病毒友好性》中，引用奥地利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观点来探讨病毒本体语义以及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在施尼茨勒看来，从一类微生物的开始发展到衰变来说，人类身体中的传染病演变与人类史是一样的。被疾病所攻击的人类就是微生物的景观与世界，微生物生存的前提在于努力摧毁个体，正如对更高有机体来说，人类的生存前提就是要摧毁这个有机体，由此，无论对于微生物社群、个体还是人类社群、宇宙来说，要想生存必然要去摧毁超越自身的世界，这对人类无法掌握的超越性实体比如神来说，神自身要生存必要去摧毁更高的某种规则。在施尼茨勒这层论点上，鲍氏认为微生物与人是捆绑在一起的，而且这种互相捆绑是预先注定的：人类与细菌都不能设想任何其他方式的生存。由于这种捆绑会无限衍生，两者之间边界模糊。这样，鲍氏得出绝对他者(the absolute Other)就是非人的微生物，人类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不能认定它们与我们有差异。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如同某种虫必须依赖胃部的藻类生物来消化食物，微生物以隐藏的形式，改变着事物，人类对此无从协商与协调，两者同生共死，这也是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者的宿命。[3]这里，病毒成为人类无法干扰的他者，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病毒成为能指，而由于其边界的模糊性，这在语义上又成为克里斯蒂瓦的无法进入象征界的符号能指。那么，这里不妨以病毒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途径，如果把符号能指的病毒放在一个宏观的文化语义系统，这里的病毒意味着跨越限制，同时占据着对立性的双向位置，这样对于他者比如一个有序组织结构来说，没有病毒所表征的无序的异质性，干扰组织结构的外部危险就不会存在，在这点上，诸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等都可以被认为与病毒同类范畴，由此，作为一种模糊性的符号能指，与稳定结构相对而言，其自身孕育了呈现问题以及认识世界的新的可能性视觉。

病毒与瘟疫的语义

在瘟疫学研究中，学者理查德·巴尼(Richard A. Barney)与汉伦斯·谢克(Helene Scheck)指出，瘟疫对回应瘟疫的话语构成了一个干扰、扩展和对话语的重新调整。比如在瘟疫含义方面，瘟疫(plague)与传染(contagion)以及瘟疫(pestilence)相等同。plague在拉丁文词源学上的词根表示“to strike”“to wound”，撇开词源，plague无论从修辞学上还是医学上来说，经常被用在许多语境中，比如，两位学者对加缪作品中的瘟疫的分析，引用普京针对911指出恐怖主义是21世纪最大的瘟疫，还探讨了艾姆德·布克(Edmund Burke)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对瘟疫政治化的滥用，认为瘟疫自身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修辞学过程。在这方面，瘟疫在艾滋中遵循同样的逻辑，艾滋其致命的医学危机也激发了一种意指的蔓延(an 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4]，从而使得瘟疫本身的意义在多维意义、故事以及话语的网络中滋生，这也使得瘟疫具有了建构与解构的双重特质。进一步，两位学者考察了巴特勒对琳达·森尔(Linda Singer)的身体政治的解读和身体政治给瘟疫修辞学提供的多元性，同时联系肯尼斯·布克(Kenneth Burke)的修辞学理论，布克把修辞学概念作为一种与冲突想缠结又抵制冲突的模式，这样，两位学者对瘟疫修辞学的探讨中得出修辞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解框架，去理解瘟疫过程中的突发、纷争和可能性团结协作。同样，当代学者在研究瘟疫范畴上把瘟疫放到当下语境，加入新的维度，比如厄尼斯特·基尔曼(Ernest B. Gilman)在讨论瘟疫主体性时，加入生物数字和赛博认识论的维度来探讨后人类时期的瘟疫。[5]拉索尔·郝普莱(Russell Hopley)阐述了传染(contagion)的概念通常随着新兴医学视角的出现在神学与生物学中变得模糊不清。[6]卢森达· 科勒(Lucinda Cole)在考察老鼠与女巫、细菌理论时提到瘟疫(pestilence)在17世纪时的意思使用在超自然、农业、气候学以及生物学领域内穿梭，指出瘟疫与老鼠、瘴疠、疫病以及巫术之间的关联性。[7]同时，瘟疫(plague)引进了一种重组逻辑，这种逻辑以各种模式、类型以及媒介为途径，并且其重组可以在阐释力或者知识和视角的整合的更新形式上去重新探讨过去的差距。比如，郝普莱提到一位医学作者著作的混杂风格，因为该文本在瘟疫方面同时整合了法学智慧与科学分析，与正统医学著作产生了偏离。同样，格莱姆·翰密勒(Graham Hammill)提到德雷顿所作的走样的田园诗实际上是对瘟疫的一种回应，其目的在于试图包涵政治诊断、乌托邦预后，以及史诗层面上的附记。[8]斯丹佛尼·布克(Stephanie Boluk)和威利·莱兹(Wylie Lenz)则分析了瘟疫的虚构表征、病毒感染与技术、媒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追踪了印刷品与电影对瘟疫叙事的差异性，同时探讨了近来数码电影中瘟疫表征的改组与混杂化现象，把瘟疫作为个体与政治身体的文本表征来建构社会文化话语。[9]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修辞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宗教等去建构瘟疫语义学与瘟疫认识论，从生物学医学病理学范畴上进入人文话语，瘟疫与病毒一样离不开病毒与细菌理论，基于瘟疫与病毒在修辞学、病理学上的相关性与相似性，瘟疫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是病毒在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的一个表征，同时与病毒构成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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